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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法学会研究会巡展之诉讼法研究会 | 核心成果摘编

时间: 2018-05-29 16:51:01 字体: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



叶青副会长在《一种选择: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公开听证程序设计》一文中认为,近年来刑事诉讼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几乎都发生在审前程序,“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以捕代侦”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的共同本质便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和对国家公权力的滥用。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司法的形象大大受损,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也无法保障。因此,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


考虑到我国的司法体制现状,特别是宪法的规定性,他建议可增设批捕公开听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参与的公开听证后方能决定其效力。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公开听证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


★  自愿原则。要求提起公开听证程序须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请以体现这一程序的设置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种救济,同时尊重其自主决定。


★  公开原则。羁押措施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以体现司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


★  辩论原则。在中立机构的主持下,控辩双方通过口头辩论的方式以维护各自的主张,而不仅仅是提供书面材料。这也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的原则。


★  持续听证的原则。公开听证程序的举行应当是持续不断的,一方面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


同时,他对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公开听证程序(以下简称“羁押听证程序”)提出以下构想:


1

羁押听证程序的主体


根据羁押性强制措施改造成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的思路,羁押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构造,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判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采取羁押强制措施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判方则要求具有类似于法官的中立性,故建议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人员担任。如果犯罪嫌疑人因羁押等原因不能参加的,可以由其律师代为提出其对羁押措施的意见。在必要时双方还可以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场。对于被害人明确表示不参加听证的可以不参加,但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可以参加。

2

羁押听证程序提起的条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公安、检察机关的拘留、逮捕决定,或者认为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存在违法情形包括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均可以要求提起公开听证程序。

3

羁押听证程序提起的期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举行公开听证程序的,自羁押措施决定作出之日起到审判前羁押措施持续过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听证要求。对此在立法上应当作出相应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公安、检察机关在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后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要求听证。

4

羁押听证程序中的律师帮助


举行听证程序前,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告知其委托辩护人,必要时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新《律师法》的改革,即辩护律师参加诉讼时间可以提前至侦查阶段的规定,以便于犯罪嫌疑人对拘留、逮捕的决定要求听证时可以得到律师的及时帮助。

5

羁押听证程序的阶段设计


公开听证程序举行时,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主持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


首先,是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控方陈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


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羁押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双方可以就羁押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


再次,由中立的裁判方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证据进行评议;


最后,根据评议的结果作出适用羁押程序是否合法与必要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作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双方当事人可对中立机构的决定要求复议。




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院长席建林在其撰写的《试论对诉权保护的程序规范——关于立案登记制司法实务情况的样本分析》一文中认为,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法院收案量明显上升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

立案登记制向社会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司法前所未有的亲民性,法院正从过去的“高门槛”逐步转变为“低门槛”,从过去的“拦出去”转变为现在的“请进来”;


2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所产生的叠加效应。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民告官”案件的受理范围较之前有所扩大,使过去无法受理、不便受理的案件进入法院;


3

立案程序更为规范,根据立案登记制度的规定,法院若认为某一案件不应由法院受理,法院应在接收诉状后出具裁定,这使得过去的“无痕”案件“显痕”。


立案登记制从“全面审查”转变为“可诉性审查”,实现了立案审查的规范化、公开化,确保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实现了规范高效、全程留痕、公开透明。从“以审判权为本”到“以当事人诉权为本”的理念的变化促使法院在立案过程中更多考虑当事人的诉权实现问题,如一些法院设立了诉前调查令制度,帮助当事人完成证明责任,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


但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收”字号案件中被退回、不予受理以及需补正材料的情况占了绝对多数,占比高达69.5%。这一数据表明社会公众对立案登记制内含的理解存在一定误区,认为立案登记制后法院诉讼是“零门槛”,故盲目起诉的情况存在增多趋势。


  立案登记制实质是让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顺利进入审判流程,消除法院的依职权判断,以此实现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故立案登记制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立案审查标准上,立案庭并非仅对诉状进行形式审查,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可以直接立案,而对于无法当场立案的案件,则在审查程序和标准上均发生了变化,证据的要求有所放宽,可诉性审查并没有简略。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立案登记制已经存在隐忧,即当事人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况有明显增加趋势,主要分为三类:盲目起诉、滥用诉权以及恶意诉讼。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对立案登记制的理解误区。不仅是老百姓和律师,甚至在理论界,也有学者将立案登记制等同于取消立案审查;


是缺乏对恶意诉讼的惩戒机制,缺失诚信诉讼的社会氛围。司法对恶意诉讼惩戒手段相当有限,难以起到抑制作用;


►多元解纠机制仍有待完善。立案登记制在媒体“一边倒”的宣传下,给了社会公众一个错误的信号:即鼓励诉讼,于是不适合诉讼、不愿诉讼的当事人也纷纷将纠纷诉至法院。


对此,他提出了确保立案登记制顺利运行的对策和建议:




★ 要引导当事人正确认识立案登记制——保障当事人诉权≠取消立案审查。司法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具有稀缺性,其服务范围和解纠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这决定了立案登记制后立案审查仍是必要的程序。


★ 要建立恶意诉讼的惩戒机制——恶意诉讼≠零成本。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已将部分恶意诉讼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畴,但司法机关应对此加强理论与实证调研,进一步明确、细化、完善其认定标准。同时,还应建立恶意诉讼诚信档案。


★ 要促进多元解纠机制的建立——立案登记制≠纠纷解决的单一。应将司法作为处理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非第一道防线,因此建立多元解纠模式,合理分流纠纷乃是大势所趋。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对解决困扰已久的“立案难”顽疾,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表明制度的实施已基本实现立案程序的公开、透明、规范。然而,立案登记制的影响与意义绝不应止步于“立案”环节,制度的实施不仅对法院立案更对审判权运行、法院的角色定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为此,在进一步细化制度规定的同时,法院更应在“题外”下“苦功”,优化并完善各项配套措施,确保该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杨寅副会长在《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成效与完善》一文中认为,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为落实该精神,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第51条正式写入“登记立案”,并于2015年5月1日推行实施。为保障新法的实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三部司法解释随之出台,并与新行政诉讼法同日施行。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实施已近三年,根据各地区法院的立案数量及实践情况,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在规范立案程序、提高立案率、保护当事人行使行政诉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实现了其预期价值。但相关规定不协调,审查范围与强度不明使制度施行缺乏统一标准,管辖不明增加了起诉难度,“案多人少”导致法院不堪重负,配套制度缺失等也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有鉴于此,须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1

限定起诉条件,界分审查强度;

  2

加强立案登记制、案件管辖、补正及信访、复议和诉讼关系的释明;

  3

加强监督,既包括司法内部监督,也包括对案件受理前的投诉、对越级起诉无果的检察监督,并可探索建立立案监督员制度;

  4

建构滥诉、恶意诉讼的预防与惩戒机制;

  5

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6

合理配置审判资源,进一步提高诉讼服务能力和司法能力等。


(市法学会研究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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