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法学会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利来app登录

欢迎光临上海市法学会!   您是第位访客 今天是
标题 内容 作者
  • 财税法学研究会
  • 法理法史研究会
  • 港澳台法律研究会
  • 国际法研究会
  • 海商法研究会
  • 金融法研究会
  • 经济法学研究会
  • 劳动法研究会
  • 民法学研究会
  • 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
  • 商法学研究会
  • 社会治理研究会
  • 生命法研究会
  • 诉讼法研究会
  •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
  • 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 宪法研究会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 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学研究会
  • 刑法学研究会
  • 行政法学研究会
  • 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 仲裁法研究会
  • 反恐研究中心
  • 教育法学研究会
  • 航空法研究会
  • 卫生法学研究会
  • 法学期刊研究会
  • 法社会学研究会
  • 自贸区法治研究会
  • 竞争法研究会
  • 公司法务研究会
  • 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会
  • 欧盟法研究会
  • 海洋法治研究会
  • 破产法研究会
  • 法学翻译研究会
  • 慈善法治研究会
  • 司法研究会
  • 海关法研究会
  • 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研究会
  •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
  • 案例法学研究会
  • 互联网司法研究会
  • 文化产业法治研究会
  • 体育法学研究会
  • 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会
  • 刑罚执行与回归社会研究小组
  • 国家安全法律研究会
  • 党内法规研究会
  • 立法学研究会
  • 律师法学研究会
  •       
当前位置: 网站利来国际w66首页 > >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

2019-01-09 14:48:50 字体:

【研究会概况】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成立于2014年10月。现任会长为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关保英教授。研究会成立以来,依托上海政法学院,在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科学研究、决策咨询、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贡献智慧,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人才培养方面,研究会积极参与上海政法学院法学人民调解专业方向人才培养规划制定、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培养人民调解专门人才。

平台搭建方面,已经形成“全国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中华(全国)十大金牌调解员技能大赛”“卓越法律论坛”三大品牌,社会知名度日益彰显。

科学研究方面,研究会成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模式研究”,出版了《人民调解导论》《人民调解法治新论》《人民调解案例汇编与评注》《人民调解法规汇编与点评》《劳动纠纷案例精析》《商事调解原理与实务》《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原理与实务》《纠纷解决及其多元化法律问题研究》等一批主题聚焦、特色鲜明的成果。

决策咨询方面,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咨询,为《基本医疗卫生法》《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等制定修改谏言献策,同时积极撰写内参,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社会服务方面,研究会已与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司法厅(局)、法学会、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协会、法院、律师事务所等100多家单位建立了联系和合作,并通过课题研究、论坛会议、人员培训等方式广泛互动。

【近期主要活动】

2017年11月16—17日,由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参与主办的第五届全国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山东莱芜召开。会议聚焦“人民调解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主题,并设立“人民调解与法治中国建设”“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新发展”两个分论坛。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山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近100名相关领域理论与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近一年多来,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参与协办了“卓越法律论坛”系列报告举行。如2018年5月15日,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创始人、浦东新区原医调办主任,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理事涂建设应邀做“自媒体视野下的人民调解适应性发展”主题报告。2018年9月26日,山西大学教授李麒、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杨如珍、山西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杨在平等专家学者应研究会邀请到卓越法律论坛作主题报告。

2018年10月26日,由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参与主办的第六届全国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办。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会长、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关保英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山西、山东、福建等地百余名相关领域理论与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人民调解与’枫桥经验’创新发展”主题深入研讨。

2018年11月13日,由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联合主办,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协办的第三届“中华大学生十大金牌调解员技能大赛”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该项全国性大学生赛事是为了宣传弘扬“枫桥经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指示,为人民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储备优秀人才。本届大赛,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的11位选手角逐“金牌调解员”的奖项。

【核心成果摘编】

研究会成立4年来,学人潜精研思、各显神通,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解研究成果。其中,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侯怀霞教授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上的《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一文中提出,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因此,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文章重要论述摘录如下:

一、医患纠纷“多发”属于普遍现象

无论是“每百万常住居民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数量比率”,还是“每千名医生每年发生的医患纠纷数量比率”,我国均低于英国与德国。与我国相比,英国与德国医患纠纷发生的比率很高,当然属于纠纷多发国家。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医疗体制完善、医疗技术发达、医院管理先进,注重医患沟通的发达国家,医患纠纷也很常见。由此可知,把医患纠纷主要归因于医疗体制,可能有失偏颇。把医患纠纷多发看成我国的特有现象,也很不客观。因此,对于一种经常发生的普遍现象,我们遵循医疗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对待,或许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二、纠纷“多发”源于医疗模式的转变

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医患纠纷是医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医疗模式,会有不同的医患关系,也就有不同的医患纠纷发生。以现代技术为特征的医院医疗与实验室医疗,对医患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技术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与病人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弱化几乎同步出现。医疗技术带来健康的同时,也使医患关系变得隔离和疏远,医疗纠纷也在不断增多。

三、医患纠纷“激化”的原因在于解决途径不畅

不能和解,不愿调解,又不去诉讼,是疑难医疗纠纷案件的现实写照。这类纠纷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长时间拖延中,冲突各方的负面感情日积月累,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转化为情绪的表达。当事人甚至于把情绪表达当作冲突的目的,从而使得纠纷带有非现实性。备受委屈的患者,往往采取设置灵堂、围攻医院、上网宣传等非正常途径解决纠纷,甚至采取“辱医”“杀医”等极端手段,以求谋得一个说法。民事纠纷可能演变为刑事案件、个人纠纷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或者当事人用自杀等过激的方式来换取纠纷解决。

四、结语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对于医患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原因,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把他们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而且研究结论往往在宏观上归因于医疗体制,微观上归因于医院管理、医患沟通,并把市场化的医疗改革作为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便可以推断,只要医疗体制进行变革,或是以公益为方向推进医疗变革,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多发、激化的问题。

医患纠纷的多发可能永远存在。我们不要去刻意地消灭它,其实医患纠纷多发即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又是秩序重建的机会。纠纷多发的现实提醒医学界对待诊疗行为保持敬畏、谨慎的态度,这或许是其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的无奈之举。

对于理想中的制度,我们可以推断,它一定是贴近民众情理标准,适当远离医学技术标准的途径。实践中出现医疗调解人民委员会或许就是这种类型纠纷解决的方式。这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面对问题的焦点,而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到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化上,或许我们会找到抑制医患纠纷激化的对策。

此外,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秘书长周望教授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上发表的《大调解、维稳与社会治理:功能解释及限度——南通大调解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当前的大调解,是维稳逻辑下的产物。通过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稳定是大调解最根本的功能和取向。党政主导的运作模式、维护稳定的动力(压力)机制、解纷机制的可接近性、纠纷类型的适合性、纠纷当事人的需求等保证了大调解的有效运作和功能实现。但是维稳思路下的大调解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大调解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政府全能型”转向政府——社会互动型,从“政治阴影下的调解”转向“法律阴影下的调解”,从“事后救火型”转向事后救火与事先预防并重型,也就是转向社会治理逻辑的大调解。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