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环节认罪协商制度的实证研究-利来app登录

欢迎光临上海市法学会!   您是第位访客 今天是
标题 内容 作者
  • 财税法学研究会
  • 法理法史研究会
  • 港澳台法律研究会
  • 国际法研究会
  • 海商法研究会
  • 金融法研究会
  • 经济法学研究会
  • 劳动法研究会
  • 民法学研究会
  • 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
  • 商法学研究会
  • 社会治理研究会
  • 生命法研究会
  • 诉讼法研究会
  •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
  • 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 宪法研究会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 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学研究会
  • 刑法学研究会
  • 行政法学研究会
  • 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 仲裁法研究会
  • 反恐研究中心
  • 教育法学研究会
  • 航空法研究会
  • 卫生法学研究会
  • 法学期刊研究会
  • 法社会学研究会
  • 自贸区法治研究会
  • 竞争法研究会
  • 公司法务研究会
  • 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会
  • 欧盟法研究会
  • 海洋法治研究会
  • 破产法研究会
  • 法学翻译研究会
  • 慈善法治研究会
  • 司法研究会
  • 海关法研究会
  • 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研究会
  •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
  • 案例法学研究会
  • 互联网司法研究会
  • 文化产业法治研究会
  • 体育法学研究会
  • 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会
  • 刑罚执行与回归社会研究小组
  • 国家安全法律研究会
  • 党内法规研究会
  • 立法学研究会
  • 律师法学研究会
  •       
当前位置: 网站利来国际w66首页 > >

检察环节认罪协商制度的实证研究

2019-01-09 14:47:05 字体: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刑事案件频发、案件复杂化加深、司法办案要求不断提高,导致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积案不断增加,办案质量出现下滑趋势。如何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利用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有效地开展司法办案,实现公平正义成为当务之急。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积极回应,将深入研究完善公诉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探索建立检察环节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那么如何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认罪协商制度将是各级检察机关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构建认罪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探索建立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笔者认为应建立的认罪协商制度)。制度建设是否必要,应考察其背后是否有现实需求。笔者将逐一对不同诉讼主体对制度的现实需求进行阐述。

(一)从办案机关角度看

1. 减少司法成本,缓解办案压力。认罪、量刑协商制度是舶来品,是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本土化后的产物。辩诉交易缘起于美国,初衷在于降低司法成本,使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的需求。最高检探索建立该项制度,最直接的动因也在于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大量矛盾纠纷以刑事案件的形式涌入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成为基层检察院、法院长期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以青浦区检察院为例,在侦监、公诉一线办案人员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案件受案数和人均办案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在办案人员增数跟不上案件增数的情况下,通过对诉讼制度的改革创新、合理优化成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有效路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案。2. 降低司法风险。较高的指控成功率、裁判准确率是检察官和法官成功履职的体现,也符合社会公众对检察官和法官的预期。特别是司法责任终身制出台,将激励检察官和法官选择更加“安全”“保险”的诉讼方式。

(二)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角度看

1. 被告人在诉讼前获悉自己可能将面临的相对确定的刑法,减少心理恐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被告人在面对检察官讯问时最关心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是自己可能判处的刑期长短,特别是在法定刑刑期幅度跨越较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越早获悉自己刑罚的具体情况,越有利于提高被告人协助司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 避免被判处最严厉的刑罚。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规定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将有条件从检察官处获得刑罚优惠,从而避免最严厉的刑罚。3.缩短羁押期限,降低可能遭受的刑讯逼供等侵权风险。在认罪协商程序下,诉讼时间将大大缩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将减少所面临的长期羁押、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风险。

(三)从被害人角度看

1. 更容易获得满意的赔偿。认罪认罚协商制度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赔偿被害人损失,所以较一般程序、一般情况,借由该制度被害人更容易得到满意的赔偿。2. 减少诉累。认罪协商制度的高效性能够快速终结诉讼程序,让被害人心理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3. 避免败诉的巨大风险。认罪协商能够提高质控成功率,防止被害人因败诉承受精神上无法得到安慰、经济上无法得到赔偿的巨大风险。

二、构建认罪协商制度的可行性

从法经济学角度看,任何法律制度背后总能找到经济规律的影子。借助利益最大化机能,可以对认罪协商制度框架下各诉讼主体行为进行预测,从而判断在我国建立该制度是否可行。

(一)参与主体的获益性是其具有的强大内在动力

一项制度是否能够建立、巩固、发展,关键在于涉及的利益主体是否可以通过制度的运行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亦即在这项制度框架之下获取等额权益所需付出的成本较其他制度更低。利益主体逐利的动机将汇集成推动制度建立、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发展历程来看,辩诉交易的胜利很显然是那些必定从中获利的法庭参与者们的杰作。[2]回到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如上文对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必要性分析部门所述,检察、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社会等不同立场、不同层次的主体都能从认罪协商制度中获益,同样上述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都必然成为推动认罪协商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

一项制度的建立、引入、本土化,都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某项制度将因成本过高而无法建立,而适宜的外部环境能有效降低建立、运行制度的社会成本,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辩诉交易制度首先在美国确立,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得到引入和法则,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形式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辩诉交易实质是契约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发展,要求参与主体地位平等、能基于各自真实的意识表示达成协议、并从协议中互蒙其利。虽然我国深受大陆法系影响,基本的诉讼结构仍然是职权主义,但在全球两大法系增进交流、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法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因素正在不断增多。如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强调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另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诉讼主体的地位更加平等,诉讼对抗性进一步增强,这些变化和改革都为认罪协商制度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新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有关主体的认同、接受、适应,这一系列行为都要求有关主体付出一定成本。所以具有一定实践基础,能有效降低新生制度运行、实践的成本,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检察量刑建议制度的逐步完善、相对不批捕不起诉措施更加广泛的适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检察司法自由裁量权,为检察机关开展协商奠定了基础。刑事和解的实践,为协商形式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使用作了有益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查、简易程序和速裁制度的实施,为如何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提供了经验。从2014年的18城市速裁程序试点到2016的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全面铺开,各地的认罪协商试点为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尝试。

三、构建认罪协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诉讼程序、法律制度不能只关注结果的公平正义,也要考虑司法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特别在建构认罪协商制度等降低司法成本的诉讼制度时,要把“财富最大化”作为制度建构的价值目标之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或在成本过高抑制交易的情况下,实现权利的最优配置的法律制度才是最适当的,也才能更好地被“理性”、“自利”的人所遵从,从而更好地体现公平正义。

(一)对当前检察环节认罪协商探索、实践情况的分析

1. 基本情况。认罪协商制度根据其运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明示的认罪协商和默示的认罪协商。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明确说出他们的交换条件,是最高检欲探索建立的,也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制度。后者则是指被告人为了获得没有许诺但是有望获得的回报而做出有罪答辩。明示的认罪协商自2015年以来,我国诸多检察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而默示的认罪协商则在检察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要建立认罪协商制度,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分析,取长补短,进而提出构建制度的建议。

1)明示的认罪协商的探索(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和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试点情况为例)。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探索实践刑事速裁“认罪协商”机制始于2015年年底。其“认罪协商”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符合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达成协议。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基础上,犯罪嫌疑人会以协议确定的罪名遭到起诉,但是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会建议法院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并在同类犯罪行为正常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减轻10%—20%的幅度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认罪协商”只适用于刑事速裁程序,协商的内容仅仅限于量刑幅度,对犯罪事实认定和罪名不适用。具体做法是,在适用“认罪协商”之前,检察机关按照相应的量刑规范意见将涉案罪名的量刑情节按照刑事责任年龄、犯罪完成情况、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般情节和相应犯罪的具体数额、伤害后果等个案情节梳理成条目,制作成“量刑菜单”,并作为《认罪协商承诺书》附件,由检察官在提讯时根据案情进行讲解,告知犯罪嫌疑人量刑依据。在充分告权、详细解读的基础上,检察官在《认罪协商承诺书》上书明指控罪名,并按照同类犯罪行为减轻10%—20%的幅度提出量刑建议,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和量刑建议后,签署认罪协商承诺书。之后,检察机关依照承诺书所载罪名和量刑建议向法院提起公诉,提出适用速裁程序的建议和量刑建议。在审理时,不再专门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公诉人当庭简单陈述主要犯罪事实、罪名、量刑情节并发表量刑建议。此外,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前反悔,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审查犯罪嫌疑人反悔的原因和理由,确属合理的,可以重新与犯罪嫌疑人达成“认罪协商”;反悔不合理的,应当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不适用或者不建议法院适用刑事速裁程序,提出的量刑建议也不予减刑。在审判环节反悔的,应当尊重法院不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决定,并重新提出量刑建议。截至2016年1月,朝阳区检察院共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办理案件145件,占同期受理案件数的23.7%,其中该院自行启动速裁程序81件,尚未出现签订认罪承诺术后反悔翻供的情形。[3]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于2017年1月开始探索实践认罪认罚从宽机制。区检察院与区法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联合会签了《青浦区公安分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局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案件时,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申请经审查决定或者自行决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应予以充分告知,详细说明制度的性质、程序并记录在案。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案件,进行快速处理,区院成立认罪认罚案件办案组,对该类案件实行集中移送、集中起诉, 缩短“侦、捕、诉”时间,探索引入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定罪量刑协议模式,创立认罪认罚权利告知制度,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和法律援助作用,由律师全程参与认罪认罚协商,注意听取被害人意见,确保案件公正办理。统一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标准和量刑建议,制定办案规范基本指引,完成幅度刑向精准刑的过渡。自觉公开接受辩护律师、法院审判程序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获得及时、充分、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和公正处理。自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开始以来截至2017年底,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700件887人,件数及人数分别占同期起诉数的54.3%和47.7%,适用速裁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平均办案时间为7.7天,适用简易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平均办案时间为22.8天,与同期所有案件平均办案时间34.3天相比,办案时间大大缩减,办案效率提高了33.5%,建议法院适用幅度量刑建议的案件322件,确定量刑建议的378件。

2)默示的认罪协商的做法。实践中,默示的认罪协商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坦白、或自首、或立功,以期司法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能依法或酌情从宽处理。司法机关也会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行为,或依据法条明确规定、或执行相关司法政策要求、或遵从以往司法惯例,给与相应量刑优惠。

2. 利弊分析。(1)利。一是工作推进难度小。不论是朝阳区检察院、青浦区检察院的做法,还是默示的认罪协商,都与现行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相衔接,量刑从宽的幅度也均在法定范围之内,也符合最高法《量刑指导意见》等规定,实施成本较低,推进阻力较小。二是提高了司法效率。从朝阳区检察院和青浦区检察院实践情况来看,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案件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默示的认罪协商在实践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三是实现了特殊的刑罚目的。认罪协商制度除了提高效率之前,还有其他产出和收益。朝阳区检察院吴春妹副检察长认为,协商过程本身就是刑罚教育矫正手段的体现,“认罪协商”程序有利于行为人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有效实现特殊预防,轻缓化量刑建议也有利于其更早回归社会;对于尚存侥幸心理或者对罪名、量刑存有异议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轻缓化量刑建议的协商过程本身就是对其释法说理的挽救帮助过程,有利于对其进行深入的教育和挽救。[4]

2)弊。一是对办案人员激励不足。朝阳区检察院和青浦区检察院所探索建立的认罪协商制度,仅适用于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或快速办理程序的案件,亦即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争议不大,依法所判处刑罚较轻,如不适用认罪协商制度,通过原有的简易程序也能减少办案压力。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认罪,这类案件所审查、庭审的压力也不大。反而在适用认罪协商制度时,还需引入辩护律师、听取被害人意见等工作,在简化部分传统诉讼程序的同时也添加了新的工作要求,总体上并未明显减少检察机关的办案成本。笔者对青浦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办案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让其在现行的诉讼程序和认罪协商程序之间进行选择,80%以上的办案人员选择依照现行诉讼程序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二是量刑协商优惠空间较小。认罪协商所适用的轻微刑事案件,刑罚本不严厉,认罪协商制度并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明显的刑罚减让。且以青浦区检察院《实施细则》为例,其中关于量刑减让幅度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进行了梳理和细化,所以很难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信能在认罪协商过程中得到更多的量刑优惠。三是改革实质进步不大。朝阳区检察院和青浦区检察院的做法,在办理部分案件时,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从宽的法规政策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细化,再创造或包装出一项机制、一道程序来落实本该落实的法规政策,对刑事诉法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实质意义并不大,从法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实现社会“财富”明显增加。

(二)认罪协商制度设计的建议

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设计多有论述。下文将在前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实践利弊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学者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研究,提出构建认罪协商制度的建议。

1. 遵守的原则。要建立制度,首先要确定认罪协商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五个:(1)自愿原则。自愿是协商的基础,任何以引诱、欺骗或者强迫等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自由意志进行协商的行为都应当被确认为违法,必须被严格禁止。因为这种违背自愿原则的协商可能导致检察机关权力滥用、侵犯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2)明知原则。即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自己作有罪答辩的后果完全清楚明知,这就要求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协商前要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要求辩护律师介入为其提供法律专业意见。(3)被害人同意原则。对被告人予以刑事处罚的过程中,被害人没有实体的处分权、刑罚的条件和结果也不以被害人的意志为根据。但在刑事和解等司法实践过程中,原则上要求检察机关从宽处罚要征求被害人的同意。坚持这项原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被害人力量对认罪协商进行监督和制约。(4)有限适度原则。在认罪协商适用范围方面,在制度建立初期,不宜扩大到所有的刑事案件,特别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方面,可能因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导致司法不公等严重后果。在刑罚减让幅度方面,要在法定的减让幅度内进行,不可任意为之。(5)程序正义原则。即认罪协商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只要司法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确系自愿、明知的等程序性要求被严格遵守,经法庭审理确认,案件的处理结果即视为公正合理的。事后,不得以案件与客观情况不符、与实体正义有出入,而要求司法机关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2. 参与的主体。制度构建时要在保障司法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所以,为保证认罪协商制度高效的优势,不宜将太多主体纳入协商过程,特别是在检察环节,协商应仅在犯罪嫌疑人(包括代表其权益的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和检察官之间进行。被害人的诉求和权益保障有赖于被害人同意原则。而法官应保持其中立性,在案件庭审过程中负责对认罪协商的合法性以及被告人是否自愿、明知等情况进行审查确认。

3. 适用的范围。综合考虑应注意以下几点:(1)避免“大材小用”,要充分发挥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从美国辩诉交易发展历史来看,该程序最初仅适用两类案件,即禁酒案件和谋杀案件。禁酒案件数量众多,检察官面临较大办案压力,因此类案件没有明确被害人、刑罚均为罚金刑,检察官通过辩诉交易以较低的司法成本快速消化禁酒案件。谋杀案件数量虽较少,但在英美法系对案件的审理期间很长、所耗资源巨大,为降低成本,检察官通过减少指控内容或降低指控罪名层级的对价换取被告人认罪,以达到快速审结案件的目的。借鉴美国历史经验,应将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没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纳入认罪协商的适用犯罪。但不应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重大作案嫌疑非重刑案件(法定性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但因缺少有罪供述证据链有所欠缺的案件,可以探索适用认罪协商,从而充分发挥认罪协商提高指控成功率、降低司法成本的优势。(2)改革要“循序渐进”,不宜全面适用,以免因制度不健全造成严重后果(上文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赘述)。探索、建立初期范围原则上限定为“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成熟后可将范围逐步扩大到“法定刑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适用也有例外:惯犯、累犯、民事部分未调解、被害人不同意、不构成犯罪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等。

4. 协商的对价。(1)检察机关支付的对价。检察机关应坚持公平的原则,综合考虑案情和检察权力范围,不开“空头支票”,也不“画地为牢”。朝阳区和我院的探索实践中协商的对价仅限于降低建立量刑的幅度,因检察量刑建议没有刚性约束,无法使被告人建立获从宽处罚的内心确信,被告人会认为有罪答辩的成本太高、收益不明显,对认罪激励不足。所以,检察机关应充分利用检察依法可以使用的权力开展协商,以增强认罪激励。主要有以下几种权力:一是缩短审查周期。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检察官审查进度取决于个人的工作安排。检察官可以以优先审查、缩短周期,以降低长期羁押、内心不确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心理恐慌为对价展开协商。二是降低建议量刑的幅度。应进一步明确各种罪名、各类情节的量刑幅度和减让幅度,并在协议书上列明,以增强被告人获得刑期减让的内心确信。三是够罪不起诉或者建议免于刑事处罚。这是检察机关最有效的、最具吸引力的对价,在倡导司法谦抑性的大背景下,不起诉权可以也应当作为认罪协商的筹码。(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支付的对价。一是作有罪答辩;二是接受处罚结果,承诺不上诉等。

5. 运行的程序。(1)启动。犯罪嫌疑人或辩护人可基于自由意志和自身利益考量提出认罪协商的申请,由检察机关审查(主要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在适用范围之内、被害人是否同意等内容)后作出决定。检察机关也可综合案情和指控需要,在征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同意后,依职权启动程序。(2)协商。协商过程中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意愿、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由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介入、或由司法机关指派律师介入,从而保证协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自愿、明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检察机关权力滥用。但考虑到司法成本因素,不应必然要求每件协商案件均要求律师介入,特别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具备协商能力的案件,只要检察机关严格履行告知义务,犯罪嫌疑人能在明知的基础上基于自由意志进行协商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即可。协商过程中,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对各自支付对价进行商议,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3)效力。一般协商签订后即生效,涉及检察机关不起诉对价的协议,经检察长批准或检委会审议后方才生效。协议生效后未出现违法情形,检察机关不得违背协议内容,应当按照协议确定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基于自由意志和自身利益考虑,在起诉前可以提出调整协议内容的申请,检察机关依照启动、协商程序重新进行认罪协商。犯罪嫌疑人也可以在起诉前撤回协议,检察机关应当尊重犯罪嫌疑人意见,且不得将认罪协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所做有罪答辩作为起诉证据使用。(4)审查。案件起诉后,简化庭审程序,由原先对犯罪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的审查,转向以对认罪协商适用的合法性、协商过程的自愿性、明知性以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恰当性为重点进行审查。经法院审查,不符合规定的认罪协商,法院可不予认可,并说明理由,案件按照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对符合规定的认罪协商案件,法院可径直依照协议所载罪名和量刑建议进行判决。(5)救济。法院不支持协议且为说明合理理由的,可以通过抗诉、上诉等方式救济。

 


上一篇:

下一篇: